比較哲學視閾下安樂哲《中庸》翻譯研討
作者：宋曉春（湖南師范年夜學外國語學院）
來源：節選自 《安樂哲比較哲學思惟評論》，溫海明 主編，董學美 寇哲明 編
1 引言
《中庸》英譯史要追溯到18世紀傳教士科利和理雅格的翻譯，20世紀出現了包含辜鴻銘、休斯、陳榮捷等學者翻譯的近10種譯本，這些譯本各具特點，但主流的翻譯取向還是以東方文明為闡釋的基點，用基督教文明或東方哲學思惟來闡釋《中庸》，這種局勢直到21世紀初安樂哲和郝年夜維一起配合翻譯《中庸》譯本(以下簡稱安譯)問世以來才年夜年夜改觀。安譯本心在突顯中國哲學的本身特征，在東方哲學界掀起了一陣關于中國哲學研討和翻譯的熱議。Sivin(2004)、Wen(2004)、Littlejohn(2004)、Ni(2004)、Stichler(2005)等多名學者包養軟體撰文討論安譯本對中國哲學異質性的掌握以及具體術語的哲學詮釋問題，但是關于安譯中獨具特點的翻譯戰略以及相應理論佈景的系統研討還相對缺乏，是以本文擬就這一問題從譯者安樂哲和郝年夜維比較哲學系列著作結果中選取四項中國哲學異質性特征，研討安譯本中傳達這些特征的重要翻譯方式。需求說明的是，本研討中將中國哲學異質性特征與安譯本中相應英譯戰略在標題中并列排放的設定，并不是說明兩者之間逐一且獨一對應，因為影響安譯本中戰略選擇的是兩人綜合性比較哲學研討的結果，文中標題中所列出的僅僅是此中的主導原因，反之，相應的翻譯戰略也僅僅是他們表達該異質性的重要方式。別的，安樂哲和郝年夜維對中國哲包養感情學內涵的闡釋，學界還持有分歧意見，如Stichler(2005)認為他們在本質上為確定的、永恒不變的東方世界和不確定的、充滿變化的中國世界之間劃了一條錯誤的對立二分法的界線，形成對中西哲學傳統的解釋都過于簡單；Little john(2004)指出安樂哲和郝年夜維堅持用超出和內在的劃分使他們墮入了前后牴觸和詮釋的窘境等。由于中西哲學比較研討是一個很是龐年夜、復雜的課題，是以在這一爭議性方面本研討不進行價值判斷，而重點從翻譯的角度著力凸起此中的翻譯方式和相關哲學思惟。
2 過程哲學與點域語言的運用
安樂哲和郝年夜維認為中東方哲學傳統存在著顯著的差異。東方哲學尋求感性次序，重邏輯，強調多中求一(one behind the many)，尋求雜多背后的“統一性”包養意思，對本質主義堅信不疑；東方傳統思維樣式下的世界表現為整體和部門的語言表達，變化是不變的重組，東方語言可以歸結為實體性語言，實體性語言適用于描寫息爭釋重分離的、客觀永恒的東方世界。中國哲學并不強調追問事物背后的“一”，中國哲學中天生優于存在，中國哲學對現實世界的過程和變化著迷，對變化現象之間的復雜關系感興趣，在中國哲學中，事物被看作是轉變為其他關聯狀態的中介狀態，沒有終極的宇宙整體，也就沒有終極的部門，世界是彼此感化的場域，是萬物，世界是多種事物的天生“狀態”，是“發生”，漢語言可以歸結為場域和焦點語言，場域和焦點語言適用于描寫諸如中國這樣的闡釋關聯性、過程性的世界。用焦點和場域語言翻譯中國經典有三年夜優勢：①可以用表現過程和事務的衍素性語言(deferential language)來替換表現分離的、客觀實在的指稱性語言(referential language)；②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欣賞《中庸》中由自發轉換關系所構成的復雜的、彼此關聯的場域；③實體性語言尋求表達的清楚性、單一性、規約性和分離性，過程性語言避開了這一目標，可以使譯文讀者更好地輿解中國哲學中詩性的隱寓(Ames＆Hall，2001：7－9)。
是以，在翻譯《中庸》這一最具哲學意味的中國經典文本(Chan，1963：96)時，他們廣泛應用“焦點和場域語言”，將“事物”懂得為“事務”包養軟體，“名詞”表達為“動名詞”、“抽象名詞”表達為“動態名詞”來傳遞中國哲學傳統的過程性特征。如：
(1)天命之謂性，任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中庸》第1章)(王國軒譯注，2008：46)。
安譯：What tian(包養俱樂部天)commands(ming命)is called natural tendencies(xing性)；drawing out these natural tendencies is called the proper way(dao道)；improving upon this way is called education(jiao教)．(Ames＆Hall,2001:89)
理雅格譯文(以下簡稱理譯)：What Heaven has conferred is called THE NATURE;an accordance with this nature is called THE PATH OF duty;the regulation of this path is called IN-STRUCTION.(Legge,1971:383)
對《中庸》第1章綱領性表述中出現的焦點詞“性”、“道”，理譯頂用代表不變的“Heaven”或“(the)包養意思Nature”，安譯卻選擇了隨境而變的“natural tendencies”(天然傾向)；“道”不是單純的途徑“the path”，而是動態的“way-making”。別的對原文中“天命”的“命”的翻譯，理譯用“conferred”凸顯靜態、被動地等候“天”的律令，而安譯用“command”體現了“天”與“人”之間動態的互動；“任性之謂道”中“任性”的“率”和“修道之謂教”中“修道”的“修”，理譯分別用名詞短語“an accordance with”和“the regulation of this path”同樣體現出“天”的優越性，人在與天的關系中被動、“暗合”的位置，而安譯頂用現在分詞短語“drawing out”和“improving upon”還原了漢語包養意思原文中“率”的動作屬性，突顯了“修道”的過程性和延續性。
(2)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中庸》第25章)(王國軒譯注，2008：112)。
安譯：Creativity(cheng誠)is self-consummating(zicheng自成)，and its way(dao道)is self-directing(zidao自道).Creativity is a process包養網dcard(wu物)taken from its beginning to its en包養意思d,and w ithout this creativity,there are no events(Ames＆Hall,2001:106)．
理譯：Sincerity is that whereby self-completion is effected,and its way is that by which man must direct himself.Sincerity is the end and beginning of things;without sincerity there would be nothing(Legge,1971:418)．
(3)義者，宜也，尊賢為年夜(《中庸》第20章)(王國軒譯注，2008：95)。
安譯：Appropriateness means doing what is fitting,wherein esteeming those of superior character is most important(Ames＆Hall,2001:101).
理譯：Righteousness is the accordance of actions with what is right and the 包養平台great exercise of it is in honouring the worthy(Legge,1971:405).
(4)夫婦之愚，甜心花園可以與之焉，及其至也，雖圣人亦有所不知焉(《中庸》第12章)(王國軒譯注，2008：70)。
安譯：The dullest of ordinary men and women can know s包養管道omething of it,and yet even the sages(shengren圣人)in trying to penetrate to its furthest limits do not know it all(Ames＆Hall,2001:93).
理譯：Common men and women,however ignorant,may intermeddle with the knowledge of it;yet in its utmost reaches,there is that which even the sage does not know(Legge,1971:392).
理譯傾向于用抽象名詞而安譯多用動名詞、動態名詞體現過程屬性。例(2)中，安樂哲認為在重視過程性、關聯性的中國哲學傳統下，事物不是things(物)，不成懂得為獨立自存的孤立物件，而應更多地類似于過程(process)或事務(events)，是以選擇了動名詞“self-consummating”和“self-directing”、動態意味的名詞“creativity”譯“誠”、“process”和“events”譯“物”；而理譯用抽象名詞“self-completion”，“the attainment”和蘊涵靜態意義的詞語和短語“thing”、“nothing”、“regard．．．as．．．”。例(3)、(4)中，理譯短語“the accordance of”，“there be”的句型簡要地描寫了客觀、靜態的事實，而安譯卻用動名詞和動詞“doing what is fitting”，“trying to penetrate to its furthest limits”表達一種動態追尋“之宜”、“之至”的過程。
3 關聯性思維與因果性語言的摒棄
安樂哲將中東方傳統思維樣式之間的關系歸納綜合為第一問題框架和第二問題框架，第一問題框架是類比的、關聯性思維，它不假定現象與實在的分離，崇尚約定俗成的含混性，認為對一個有著單一次序世界的經驗并不克不及確立一種本體論標準，不妄斷存在著一個構成事物普通次序的最終緣由，這一思維樣式承認變化或過程要優于靜止和不變性；第二問題框架是因果性思維，強調概念的單一包養金額性和了了性，訴諸定義、本質，崇尚“靜止”和“永恒”，因果性思維方法下實體優于過程，因果性思維占主導位置的東方哲學傳統中的表達崇尚邏輯推理和辯證運動，它把“宇宙”懂得為具有某種單一次序的世界，信任宇宙次序是某個解釋性的感化者，例如天主意志、造物主等形成的結果(郝年夜維安樂哲，2005：148－170)。安氏重譯中國經典緣由就是要為中國哲學正名，讓中國哲學用本身的語言說話，是以在《中庸》包養網比較翻譯中，他們盡量摒棄應用代表東方傳統思維表達方法的因果性語言。
(5)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中庸》第21章)(王國軒譯注，2008：104)。
安譯：Understanding born of creating is a gift of our natural tendencies(xing性).Creativity包養網站 born of understanding is a gift of education(jiao教)(Ames＆Hall,2001:105).
理譯：When we have intelligence result包養軟體ing from sincerity,this包養妹 condition is to be ascribed to nature;包養appwhen we have sincerity resulting from intelligence,this condition is to be ascribed to instruction(Legge,1971:414－415).
陳榮捷譯本：It is due to our nature that enlightenment results from sincerity.It is du包養犯法嗎e to education that sincerity results from enlightenment(Chan,1963:107).
安氏認為既然創素性過程本質上是創造的，嚴格意義上它們是一種“gifts”(禮物、天賦)，所以陳譯和理譯中體現因果關系的語言“result(ing)from…”和“this condition is to 包養管道be ascribed to nature”是不恰當的，安譯用“a gift of”譯“謂之”來避開“result from”中所蘊含的因果含義，以此來回歸中國的傳統思維方法(Ames＆Hall,2001:126)。
(6)仲尼曰：“正人中庸，君子反中庸”(《中庸》第2章)(王國軒譯注，2008：49)。
安譯：Confucius said,“Exemplary person(junzi正人)focus(zhong中)the familiar affairs of the day;petty persons distort them(Ames＆Hall,2001:90).
理譯：The superior man’s embodying the course of the Mean is because he is a superior man,and so always maintains the mean.The mean man’s acting contrary to the course of the Mean is because he is a mean man,and has no caution(Legge,1971:386).
馮友蘭(2009：21)在討論中國哲學著作翻譯問題時曾說：“中國哲學著作由于其語言的暗示性性質，懂得中國哲學著作的困難就加倍年夜了。中國哲學家的言論和著作中的種種提醒，很難翻譯。當它被翻譯成外文時，它由提醒變成一種明確的陳述。掉往了提醒的性質，也就掉往了原著的滋味。”理譯中應用“because”和“so”這樣的銜接詞使得原文的兩個小句之間隱性的邏輯關系呈現為顯性的、昭示的因果關系“正人代表中庸是因為他是正人，所以能時時持中；而君子與中庸請求相反是因為其是君子，沒有時時警醒本身。”安譯沒有加上任何能夠使原文之間邏輯關系了了化的關聯詞，從而保存原著的滋味，保存了原文闡釋的多種能夠性，避開了理譯中應用表因果關系的連接詞而導致的單一因果性關系的闡釋。
4 漢哲學的敘述傳統與英譯注釋中的類比
在《漢哲學思維的文明探源》的作者自序中，安樂哲提出與東方哲學傳統主流比擬，中國傳統是歷史主義的，中國傳統的特點是情境高于使然感化(agency)，中國文明是疏松的，是一種連續不斷的文明敘述，而不是各種可孤立懂得的學說和意識形態，中國文明實際上是一個社群的連續不斷的敘述，是正在展開的思惟和生涯的途徑，對中國文明中的焦點術語的敘述懂得需借助于共有的、公道性的、歷史實例的庫存才幹加以解釋(郝年夜維包養俱樂部安樂哲，1999：中文版作者自序4－11)。具體來說，在翻譯中他們重要訴諸于注釋中的類比來獲得此種敘述的懂得。
安譯本共有注釋有101條，而這101條注釋內容中進行類比的頻次就多達80屢次，類比的著作觸及11種之多，包含《論語》、《史記》、《孟子》等中國文獻以及杜威、懷特海等東方思惟家的著作和主張，這樣數目龐多的注釋是譯者基于對漢文明敘述傳統的懂得，以此包養心得來幫助讀者獲得敘述懂得的重要方法。
僅以安譯《中庸》開篇第1段對“慎其獨”中“獨”的注釋為例。安譯註釋中將“獨”譯為“uniqueness”，后附注釋中他為這一譯法加了長篇的注解。他起首指出“獨”的懂得應為一種超出的成績，包括著人為環境所為和環境為人所為，“uniqueness”指的是某個具體的人與其所生涯的社會之間關系的獨特徵。接下來，安氏將“獨”與杜威的“individuality”含義比擬，認為兩者具有很年夜水平的類似性，都是通過關聯的行為來實現，同時“獨也與懷特海”個人在獨處時的所做即為宗教”的觀點相映襯。接著年夜段援用《荀子》“夫此順命以慎其獨者也，善之為道者：不誠為不獨，不獨為不形，不形則雖作于心……”、《莊子》“朝徹而后能見獨，見獨而后能無古今”、《年夜學》“此謂誠于中，形于外，故正人慎其獨也”和《品德經》“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的原文和英譯文說明《荀子》、《莊子》和《品德經》“慎其獨”是對《中庸》中的“慎獨”的呼應和進一個步驟闡釋。
從上例證可以看出，安譯在注釋中充足應用類比的手腕，將《中庸》放在一個歷史的語境中與其他同類文本類比，借助“公道性的歷史實例”，向英語世界讀者還原出漢文明的敘述傳統。
5 協同創造性與“誠”的翻譯
協同創造性是中國古典哲學最本質的特征(安樂哲，2009：188)。將人晉陞到與六合協同創造的位置是《中庸》的一年夜特點，人得以實現與天、地協同創造的途徑為“誠”，“誠”貫穿物之終始，生生不息。
“誠”在時間、空間上的超出性賦予了“誠”多種含義，可以指真誠對待別人/外物的內在態度(sincere)，也可以指內在的自誠(be true to oneself、integral wholeness)，亦或是一種已達致誠的狀態(truth、reality、perfection)。可是以上分歧的對“誠”的翻譯能否捉住了中國哲學的焦點內涵?能否體現了《中庸》中“誠”對中國哲學的獨特貢獻?安樂哲對此是持謹慎態度的，在其《中庸》譯本的引言部門，他專辟一節從哲學和歷史注疏文獻中為“誠”的恰當翻譯尋找理據。他認為，現代圣賢、《孟子》、《書經》、《詩經》以及儒家經典《中庸》都有著深摯的，人可以改變世界的創造性思惟。朱熹、徐中車、唐君毅等對《中庸》的注疏將“誠”定義為不息、繼續自己等，實際上是暗指“誠”是一種連貫、不息的轉化過程，“誠”是人自我實現又實現世界的動態的、不斷創造的活動。是以，“創造性”是“誠”的本質含義(Ames＆Hall，2001：30－35)。
再反觀“誠”的翻譯歷史，陳榮捷將“誠”譯為“sincerity”，但在其引言性質的介紹中說明“誠”譯為“sincerity”并不僅僅是指人的精力狀態，並且還是一種動態的氣力，這種動態的氣力能成物、化物，使天人合一(Chan，1963：96)。陳榮捷的闡釋賦予了“誠”過程性和創造性的解讀，雖譯“誠”為“sincerity”，但“sincerity”在《中庸》語境中又有了新的涵義。
杜維明更是在《〈中庸〉洞見》一書中明確總結：即便《中庸》沒有在語言上明確地把“誠”規定為創世主，但卻可以把它懂得為一種創造情勢。“誠”不只是一種創造的凡是情勢，它是六合化育過程中出現的原動力。在時間上，它是悠遠的，在廣度上它是博厚的，在深度上它是高超的。它和地一樣，承載萬物(載物)，它和天一樣，覆蓋萬物(覆物)；並且既然它的創素性是無限的，它也就能夠成績萬物(成物)。這樣懂得“誠”，就其無限創造性而言，堪與六合婚配，從而能夠“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誠”是無所不包的實在，也是活動，是自我潛存又不斷自我實現，生生不息的創造過程(杜維明，2008：103－105)。
經過此番對“誠”哲學思惟的溯源，安樂哲引進了“creativity”作為“誠”的恰當翻譯，將“誠”晉陞到了與中國傳統特質分歧的層面，恢復了協同創造性這一中國古典哲學最本質的但在翻譯時被掩蔽的特征。
6 包養甜心結語
馮友蘭(2009：23)曾說：“任何翻包養故事譯的文字，說究竟，只是一種解釋。當我們把《老子》書中的一句話譯成英文時，我們是在依照本身的懂得來闡述它的含義。譯文凡是只能表達一種含義，而原文卻能夠還有其他層次的含義……《老子》和《論語》都有許多譯本。每個譯者都難免認為其他譯本不夠幻想，可是，無論譯者若何力圖完善，它總不及原著。
安樂哲也深入意識到了這一點，這從其《中庸》譯本的副標題“對《中庸》的翻譯和哲學闡釋”中就可包養甜心以看出，我們了解《中庸》的闡釋可所以多角度的，有宗教、人文、哲學或倫理的闡釋，安樂哲的《中庸》翻譯并不力圖傳遞出原文中一切的含義，他們的目標是盼望讓中國哲學用本身的聲音、本身的言說方法說話，包養違法他們在翻譯中廣泛應用焦點和場域語言、摒棄因果性語言，并在注釋中進行大批的類比，這些戰略的目標都是要彰顯中國哲學的異質性，這樣的翻譯能夠會丟掉原文包養sd中的某些含義，但原文中與之著力構建的儒家哲學體系相關聯的含義卻被發掘，得以彰顯。在這個意義上，安樂哲認為譯作不遜于原作，譯作與原作之間“循環合作”(安女大生包養俱樂部樂哲，2009：406)。再反觀他們系列翻譯活動所遵守的“引言+術語匯編+譯本+附錄”雷同體例，這是當代北美“翻譯+歷史+哲學研討”(Translation-historical-philosophic Studies Program)研討生培養形式的先驅和榜樣，在該形式的培養下，20世紀以來，american的哥倫比亞年夜學、耶魯年夜學，加拿年夜的多倫多年夜學等培養出了大量以中國文獻及歷代評論的研討和翻譯為學位論文的畢業生，這些畢業生又在北美其他年夜學復制這種形式培養出了更多的畢業生，大批產出中國哲學方面的優秀譯本和數量日增的關于中國哲學的研討論文(Neville，2008：60)，這種研討與翻譯“循環合作”的范式何嘗不應成為我國培養翻譯人才所亟待借鑒的形式呢?
責任編輯：近復
發佈留言